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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港口

2018-12-05 09:37      来源:浙江一号      点击: 次      关键字:阿尔巴尼亚,港口,阿尔巴尼亚,有,什么,大的,

  阿尔巴尼亚有什么大的海港

  阿尔巴尼亚的首都是地拉那(Tirana)。

  全国主要港口有四个:

  都拉斯、发罗拉、萨兰达和深津四个港口。

  其中都拉斯港和发罗拉港是比较重要的港口

  阿尔巴尼亚经济落后吗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2010年该国人均GDP为3960美元。工业以食品、轻纺、机械、冶金、动力、建筑材料、化学为主。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马铃薯、甜菜等。山区牛羊畜牧业较发达。交通以公路为主。都拉斯、发罗拉为重要海港。输出以沥青、铬矿石、镍铁矿石、铜精矿、烟草、水果为主;输入工业设备、运输工具、农业机械等。 以欧洲的标准来说,阿尔巴尼亚经济上比较贫穷落后,正在艰难的过渡到更加现代化的开放市场经济。政府采取措施遏制暴力犯罪,并且刺激经贸活动。每年有来自国外的4-6亿美元汇款的经济支持,主要是近邻希腊和意大利;这帮助弥补了规模可观的贸易逆差。

  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这主要由于频繁的干旱和现代化设施的缺乏,财产权的澄清以及小块土地的巩固。严重的能量短缺和陈旧且不充分的基础设施使它很难吸引和支撑国外投资。新的火力发电厂在Vlore近郊正在建设,而且交通运输设施的改善也减轻了能源的缺乏。同样,政府也在慢慢地改善短缺的国道和路轨网络,对经济增长也是一个长期的障碍。值得肯定的是:在2003年和2004年经济强劲增长,国家拥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也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中国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是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的。建交后的头10年里,两国关系发展正常。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从1954年开始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

  1960年6月,在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宣称列宁主义若干原则已经过时,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从而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会议期间,惟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党内第三把手希斯尼?卡博态度坚决,他力排众议,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

  正是因为卡博代表阿尔巴尼亚维护了中国,赫鲁晓夫便对阿打击报复: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并于1961年12月同阿断交。中阿两党在反修斗争中走到了一起。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1月2日,康生向大会宣读了由毛泽东l0月25日签署并署名的致阿党“五大”的贺电。

  贺电说:“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贺电说:“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杯黄土,而你们是矗人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贺电满怀激情地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康生在大会上宣读后,霍查立即敞开手臂,同他热烈拥抱、亲吻,并拿起贺电,让与会者观看,会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一恩维尔(霍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一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歌声响遍“山鹰之国”的四面八方。

  中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惟一执政党。当时,毛泽东每每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都离不开“文革”话题,并由此变成了“最高指示”,在国内各单位下达“不过夜”,中央机关人员纷纷敲锣打鼓,以示庆贺,而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也上街游行,表示欢迎。人们当时对这种不正常的方式私下里称为“出口转内销”。

  中国对阿援助基本情况

  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对“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中国竭尽全力地进行经济援助。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

  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1968年春,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阿党坚决谴责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帮助阿进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和第五个五年计划(197l一1975)的建设。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1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同时也应承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中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记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国使馆突然分给使馆和分社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香烟是中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使馆人员。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尔巴尼亚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竞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1969年5月16日,老资格的外交家耿飚赴阿任中国驻阿大使。他是中国共产党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耿飚大使通过与阿领导人的接触和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异常”情况,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述:“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是,后来我进一步察觉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我们中央的观点之间,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致,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分歧。”

  耿大使强调说,“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同时指出:“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应当承认,阿尔巴尼亚在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是出了大力的。对此,中国人民始终牢记在心。另外,中国还首先从阿尔巴尼亚引种了油橄榄,谢胡总理作为给周总理的礼物赠送的油橄榄树苗迄今仍在中国茁壮成长,成为“中阿友谊”的象征。然而,中阿即使在上世纪关系最好的时候,双方也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霍查白天对我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中国。他于1962年初至1977年底期间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日记”以《中国纪事》为书名分两册出版,于1978年1月党内发行、1979年9月公开发行,同时还翻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也不知道这些日记是他当时写的,还是后来补写的。因为有例在先,阿党历史及霍查的其他言论集再版后许多事实和内容就被颠倒或是面目全非了。比如:《霍查言论集(1963--1964)》(1977年地拉那出版)中发表的他在阿国庆节前的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

  “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和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而在该选集1980年再版时改为这样:“修正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

  又如,原来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都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而新的说法是:“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

  霍查把“中国共产党”统统删掉了!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抓住机会,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毛泽东提议并经党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以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动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阿尔巴尼亚不同意中国的做法,他们决定:决不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决不和解!

  1969年9月,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阿尔巴尼亚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葬礼。霍查任命政治局委员马尔科为团长。马尔科抵达河内后即同率领中国代表团的李先念副总理联系。李先念告诉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马尔科当即问李先念:“如果您和柯西金打照面怎么办?”

  “如果他向我伸手,我也向他伸手,因为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尽管我们两党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我们已经邀请柯西金在从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在北京停留,他已经接受了邀请。”李先念回答说,而马尔科则神色茫然。他在琢磨:是不是要和柯西金握手?虽然他事先知道该怎么回敬柯西金,但为了不出事,他还是用密电向霍查请示:如果遇上苏联总理怎么办?

  霍查命令:不!

  马尔科还转达了李先念的问题:恩维尔同志是否愿意于l0月份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

  地拉那又发出一个大字:不!

  这是霍查对邀请柯西金去北京的反应。

  柯西金和李先念在河内是否见了面、握了手,不得而知,但肯定未与马尔科握手。

  柯西金在北京逗留期间发生了什么?霍查命令阿尔巴尼亚所有媒体绝对不予报道,就好像没有那么回事。霍查却掌握每一个细节。通过阿通社发给他的内参告诉他,周恩来总理用双手握着柯西金的手。霍查感到十分不快。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我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全球战略、向我索要援助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1971年7月到8月,霍查异乎寻常地在亚得里亚海滨的都拉斯避暑胜地呆了很长时间。他在准备定于当年1 1月召开的阿党“六大”报告。回到地拉那后,他继续写报告,几乎不公开露面。但是,3条机密消息从秋天起就扰乱了他需要的平静。这些消息使他十分不安,尤其是这些消息都是通过阿尔巴尼亚信使从北京紧急送来的。

  第一条消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消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中国压根儿不再提他的名字,就好像他已不存在。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他的同行——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据他们说,林彪谋害毛泽东和企图发动政变未能得逞后,乘军用飞机逃跑,飞机起火,坠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无疑,他的飞行方向是苏联。

  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

  第三条消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得无法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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